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瘟疫 中国瘟疫事件 中国瘟疫史文化教育

路透中文网 2020-02-24 04:19: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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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2年,河南,不到50 天,死亡9万人。

1308年,浙江,死亡超过2.6万人。

1331年,河北,部分地区90%以上人口死亡。

1358年,山西、河北,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。

1401年,山东,2.8万人死亡;

福建,2.5万人死亡。

1408年,江西、四川、福建,7.8万人死亡。

1772年,云南,31个县流行鼠疫,25.3万人死亡。

1853年,河南,超过一万人死亡。

1856至1900年,云南86县流行鼠疫,死亡人数超过73万人。

1867至1889年,广西北海等14个县9900死于鼠疫。

1884至1953年,福建57个县、市71万多人死于鼠疫。

1887至1919年,内蒙东部52万人死于鼠疫。

1896至1917、1946至1948年,台湾鼠疫死亡3万多人、2万多人。

1901年,香港,数月内每周死亡百人,计共死亡1509人。

1903年4至8月,香港鼠疫,死亡915人。

1905至1942年,陕西鼠疫,死亡一万多人。

1910至1911年,东部鼠疫,黑龙江、吉林死亡2万多人;同期,肺炎流行,死亡6万人。

1910至1913年,中国和印度发生鼠疫,死亡数百万人。

1917年,内蒙古流行肺鼠疫,波及6个省市,死亡1.46万人。

1920至1921年,东北第二次鼠疫流行,死亡9300多人。

1928年,内蒙西部鼠疫流行,波及17个县、市、旗,死亡3039人。

1929年,8至9月,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发生霍乱,死亡3000人。

1929至1950年,浙江鼠疫流行,死亡5576人。

1932年8月7至10日,哈尔滨暴发水灾,霍乱、猩红热、白喉、麻疹流行,死亡人数未进入统计。

1932至1934年,吉林鼠疫流行,死亡3243人。

1933年,9月20日,东北两个城市鼠疫,死亡1000多人。

1933年10月1日,中南地区发生可疑疫病,造成5万人死亡。

1937年7月,香港霍乱,死亡1100人。

1938至1949年,云南15个县、市,流行鼠疫,死亡4804人。

1942年,北平、西康等12省市流行霍乱,死亡2.8万多人。

1942年至1948年,流行鼠疫,人数未计。

1945至1948年,吉林再次鼠疫大流行,死亡9181人。

1946年,11月香港,820人患天花,死亡530人。

1947至1948年,内蒙古东北部18个县市鼠疫流行,死亡3万多人。

1949年以前,中国性病泛滥,患者达1000多万人。

1949至1992年,中国尘肺发病人数激增,至1992年9月达47万人,死亡达20%。

1952至1953年,辽宁西部疟疾暴发流行,死亡268人。

1972年,上海市皮炎大流行,患者大50多万人。

甲肝、登革热、SARS等近一二十年的疫病大家都是知道的,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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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的瘟疫大事件
“流行病的防治,既要有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,又要有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。”


这句话,贯穿了新中国抗“疫”的血色长歌。

关山虽难越,我辈屡屡越!

01

1910年,国际毛皮市场价格上升,旱獭皮价格从0.12美元,涨到0.72美元。

中国内地底层人民,出关捕杀旱獭。关外天寒地冻,捕獭人“三日粮绝即食獭肉”。

至此,鼠疫病原体,从旱獭传播至人体,并从关外大规模蔓延至内地。

1910年10月26日,满洲里出现第一例病例;半月之内,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相继沦陷;1911年1月2日,奉天沦陷;1月15日,京津告急;2月15日,抵达济南。哈尔滨每天死亡400余人,棺木供不应求,尸体只能就地掩埋。再后来,死了人多了,尸体直接堆在大街上。

鼠疫病原体完成了鼠传人,到人传人,到尸体传人,再到跳蚤传人的传播闭环。这场长达6个月的大鼠疫,造成6万余人死亡。

“染及一城则一城墟,染及全国则全国烬。

中国人因欲望之贪和口腹之欲,口舌之上与舌尖之下的病毒传播,早在1910年就已经开始。

历史反复重演,但我们不长记性。

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、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,孤身携妻奔赴东北疫区,抗击鼠疫。

伍连德博士抵达之前,东北抵抗鼠疫靠的还是中医的针灸和推拿。中医堂里的先生们,上午给别人治病,下午自己感染,三天后暴病而亡。

一场鼠疫下来,哈尔滨的半数中医感染而死。

寻医无效之后,国人认为是天降灾难。于是,倒向了萨满教、黄巾教和跳大神的传统巫蛊崇拜中。

跳大神的大仙,经常跳着跳着,自己感染鼠疫而亡。

伍连德博士抵达哈尔滨之后,用火车车厢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隔离营;对疫区封城,关闭南满铁路、东清铁路;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医用防护口罩“双层纱布囊口罩”;严禁土葬,主张烧掉感染者尸体……

隔离、解剖、火化、烧屋消毒……满清时代的国民,面对现代医学和现代防疫措施,从一无所知,到开始畏惧和恐慌。

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情充满畏惧,并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人心。

于是,阴谋论就出来了。

伍连德作为剑桥大学的医科博士,面对普遍文盲的满清国民辱骂、质疑和泼粪,几乎无计可施,也无可辩驳。

现代医学,与传统中医、阴谋论和巫蛊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,始于1911年的哈尔滨。

乌合之众的反智主义浪潮,早在1911年就开始冲刷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

再想想现在的滴香油防肺炎、双黄连治病毒、美国基因武器、病毒泄露、实验室里的蝙蝠跑出来了……

100年过去了,似乎我们一点长进都没有。

历时4个月,这场吞噬六万条生命的清末东北大鼠疫,被年仅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彻底扑灭。

中国人和鼠疫的战争,并未结束。

1947年5月,内蒙通辽爆发鼠疫,波及14个旗县,30306人感染,20089人死亡。通辽一县死亡过万,400余户家庭绝户。两年后,察北爆发鼠疫,波及10个村子,蔓延300余里,75人在疫情中丧生。

中国人真正告别鼠疫,是在20世纪90年代。

1952年,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阴谋,新中国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从城市到农村,从工矿企业到部队学校,五万万国民全民皆兵,举国动员。

农村灭四害,贴标语,搞大喇叭。城里广播会,晚上看除四害的小电影。宣传画、诗歌、黑板报、表彰会、戏曲……全国的文艺工作者,举国生产打油诗。

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,未能免俗,小诗一首送给四害之一的“小家雀”——“你真是个混蛋鸟,五气俱全到处跳,犯下罪恶几千年,今日和你总清算”。

为什么在今年这场抗击冠状病毒的战役中,基层农村的宣传武器最硬核?

是举国动员的优良传统在“闪耀”!

爱国卫生运动中,全国捕鼠1.2亿只,灭蝇1300多亿只,清理粪便1.6亿吨。

霍乱、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传染源,在这场运动中,被基本阻隔。

1979年的夏夜,两辆解放大卡车,晃晃悠悠的向内蒙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的草原深处开区。

车上坐着的是,内蒙古鼠疫防治所的刘纪,还有几位伪满时期的防疫专家、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和知青。

他们的目的地,是内蒙古鼠疫防治所的实验基地。

刘纪这群人,白天去草原深处捕鼠,在老鼠身上找跳蚤,晚上在研究所支起大锅,炖老鼠。把尸骨分离,做成标本。

为了得到鼠疫通过跳蚤传播的规律,刘纪在不可能得到官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,在自己身上做跳蚤人体叮咬实验。

1979年间,内蒙古鼠疫防治所,共有十余名科研工作者,主动参与了跳蚤人体叮咬实验。

他们写下绝命书绝命书,自愿承担风险,裸露皮肤,让可能携带鼠疫的跳蚤自由叮咬。

科研人员在用试管里的跳蚤做人体叮咬实验(图片来源:刘戈《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不用惧怕鼠疫》)

80年代中期,中国一共有像刘纪这样的数千名鼠疫研究工作者在内蒙、甘肃、青海等十大鼠疫疫源地进行科研工作。

十五年后,他们的工作成果被集合成“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研究和发现”。

中国鼠疫传播的规律被彻底掌握,全国各地防疫工作者获得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标准操作手册。有了这套手册,中国的鼠疫疫情,传播到鼠传鼠就会被提前隔离,并扼杀。

刘纪说,因为研究前期对鼠疫的忌讳和保密,我们的工作几乎很少人知道。鼠疫消失后,很多人都回到了城里,变成了普通人。他们做过什么,牺牲过什么,更没人知道。

19世纪,鼠疫大规模传入中国。21世纪10年代,鼠疫在中国境内人传人发病数仅为个位数。历时110年,中国基本能够控制鼠疫,但仍不敢说消灭。

这是数十万人死亡的代价,这是举国动员之下数万人参与的全民战争,这更是三代以上无名科研人员的躬身牺牲。

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,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。

02

苏珊桑塔格,曾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说:

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,是一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。

麻风病,就是这样一种“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”。

这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、低传染病。它是通过气溶胶传播,感染几率极低,且95%的人都对其免疫。

但这种病的可怕在于,感染之后会丧失知觉,并且莫名其妙的面部、眼部、手部和脚步皮肤溃烂并不断深入。

最终,鼻塌目陷,面目狰狞,断指残脚,直至死亡。

感染者的惨状太过狰狞,我就不放图了,但可以给大家看两张感染者的头骨和手骨。

这是一种太过久远的疾病,最早的人类是怎么感染上这种疾病,已经无从考究。

但有记录的是,在过去400至500年的某个时间节点上,欧洲殖民者把麻风病带到了美洲,并传染给了一种长得像穿山甲的美洲哺乳动物,犰狳。

犰狳这种动物,同样尽力把自己进化成了“一点都不美味”的模样。但唯独忘了一点,人类除了喜欢吃,还喜欢皮包,就连犰狳壳,都能做成类似尤克里里的乐器。

再然后,犰狳携带者从人类感染而来的麻风杆菌,在美洲大陆上散播,把麻风杆菌送还给更多的人类。

人传动物,动物传人这种破事,欧美人比咱提前干了几百年。

谁也不比谁高尚多少,人类的底色向来一样。

因为,麻风病人的症状过于凄厉,且难以医治,经常眼睁睁的看着病人一天一天烂下去。

所以,这种传染性并不高的疾病,始终都被当做烈性传染病。得病的人,也由此得到一种特殊的公民身份,被视为“不洁”和“有罪”的象征。

20世纪30年代,为了消灭麻风病,国民政府采取了更加“积极”的措施,活埋、活烧,或者集体屠杀……一幕幕人间惨剧,在这片苦难的国度上上演着。

1923年,大凉山的彝族村落把数十名麻风病人缝在牛皮中,活活闷死。1935年,陈济棠以请客吃饭为由,召集了300多为麻风病人,一次性全部活埋。1956年之后,我们对待这群得病的无辜之人,采取了相对更加人道的方式——“隔离”。但也仅仅是相对更加人道而已。截至1960年,中国已经建立“麻风村”600余个,隔离麻风病人2万余人。当你看完麻风病人在麻风隔离村里的生活状态,就能明白我为什么在前面说,隔离也只是相对人道而已。

凉山州阿布洛哈村,是第一批建立的麻风村。

我们想要去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村子,需要沿着悬崖边不足一米宽的小路,走上足足六个小时的山路。

麻风村建好后,麻风病人或自愿,但多数都不自愿的被强制隔离在这个悬崖上的村子里,没水、没电、没有基础医疗所,每个月只有几个医生按时送药。

麻风村建好之后,规定麻风病人痊愈之后,就能被家人领回到家里生活。过去五十年,被家人领回去的几乎没有,绝大多数的人走进的那天起,一辈子都没走出过。

个别回去的,迎接他们的是歧视、谩骂和侮辱。然后,他们又从正常的村子里逃回了麻风村。

一辈子没出过村,在麻风村里生活了五十余年的钱智昌说:“我们是一群无根的人”。

这个已逾古稀的老人,5岁时亲眼看着得了麻风病的父亲被活生生的烧死。12岁那年,自己得了麻风病,住进了麻风村,一辈子在没有出去过。

现在的钱智昌,没有手掌和脚掌,两条胳膊像两根棍子,一条腿截肢。

我几乎无法想象,这样的一个人怎样在这样的荒蛮大山里住了五十余年。

五十年,他趴在荒地上,用嘴播种,用胳膊夹着锄头耕耘,就这么活下来了。

钱智昌说,从第一代的麻风病人被送进村子,就注定了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后人也要被封闭在村子里。

麻风村里的人,走过的山路,没人敢走第二遍,一直要等雨水清洗过后,才敢有人踩上去。

过去几十年,麻风村里的三代四代都是文盲,小学二年级已经是村子里的最高学历。

哪怕我们已经基本消灭了麻风病,仍然是如此。

麻风村里的老人,像逆风生长的野草,孤零的被隔离在这世间最穷山恶水之地。他们种着永远长不大的庄稼,吃着永远治不好病的药,忍受着永远无法弥除的现世割裂,自生自灭。

打破麻风村和平凡人世之间结界的,是一个叫李桓英的普通医生。

1970年,李桓英拒绝了WHO的5年工作续约,回国孤身前往西双版纳麻风村。

我们说过,麻风病其实并不可怕,95%的人都能对麻风杆菌免疫。

只是因为数千年来,我们囿于医疗技术的限制,恐惧的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。

桑格塔说,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、治疗无效,就容易被某种隐喻所替代。

千年以来,我们因恐惧把麻风病赋以邪恶的隐喻,杀戮、驱赶麻风病人。

更大的暴行,带来更大的恐惧和更大的歧视。

李桓英,可能是中国防治麻风病历史上,零距离接触麻风病人的第一人。

李桓英说,进入麻风病村的第一天,我就想去拥抱眼前这个病人,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得到过人类的拥抱了。

她带进麻风村的不仅有拥抱,还有联合化疗的三联疗法。

化疗初期,病人在服用化疗药物后,开始脸色发紫、发红。反而,引起更大的恐慌。

李桓英,曾接受过长达数月的隔离审查,还有人怀疑这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女人,在深山里搞基因实验。

她放弃WHO的续约,跑到深山里来,带着什么目的?她为什么敢接触麻风病人,她是不是有疫苗,不愿意拿出来?她跑到深山里,竟然拿着麻风病人做人体实验……麻风病人太可怜了……

人类面对自己做不到的事,向来擅长用反智主义的伪善,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人心。

我们善于树立丰碑,更擅长与推倒丰碑。

一年后,早期接受李桓英治疗的患者,几乎全部治愈,且无一人复发。

十五年后,李桓英的短期联合化疗疗法,治愈了万余例麻风病患者。历经10年监测,复发率仅0.03%。

2012年,中国承诺将在2020年消除麻风病,成为世界首个承诺国。

李桓英说,医不讳病是天性,治病救人是天职。

遗憾的是,这位99岁的老人治好了麻风病人,却没有治好现世对于麻风病的歧视。

钱智昌,仍然被困顿在悬崖上的阿布洛哈村。阿布洛哈村的孩子出去上学,仍然会被赶回村庄。

治麻风易,治心病难。

一场新冠肺炎,仍然能带给武汉人一个难以言状的公民身份,却忘了他们只是另一个倒霉版的自己。

03

什么是伟大?

天下找一人,一人救天下。

1955年,江苏南通市1680人突然瘫痪,466人死亡,患病者多为儿童。

患病儿童一开始是咳嗽和感冒,一夜之间手脚不能动,再然后病毒会破坏脊髓和脊柱神经,导致控制功能失调和发育异常,病毒延脑后,儿童就会直接死亡。

这种病叫脊髓灰质炎,俗称小儿麻痹。

这种病毒仅靠皮肤接触就能传染,南通疫情爆发后迅速蔓延,两年之后,从南方蔓延到中西部地区,昆明和南宁的爆发率是南通的三倍之高,南宁家家关窗闭门,学校停课。

一个大流行年,中国就有一两万儿童患病瘫痪。按照当时的疫情爆发速度,如果得不到控制,未来举国上下都是拄着拐杖的残疾儿童和成人。

1955年,在苏联学习病毒学的顾方舟学成归国。两年后,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。

50年代,世界上应对机会病毒只有两种疫苗。

一种是美国Jonas Edward Salk研发的灭活疫苗,安全但是奇贵;另一种是美苏联合研发的活疫苗,副作用不明确,可能有儿童会因为注射活疫苗而感染脊灰病毒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脊灰的高爆发期,而且国力贫弱,灭活疫苗显然无法普及。顾方舟顶着巨大压力,选择减活疫苗的研发。也正因为此,顾方舟在后期灭活疫苗出现极个别感染病例时,被构陷、被诋毁。

多数人从未有过出头的勇气,但从不缺乏马后炮似的评判本领。

这句话在无数次人类面对重大选择时,总能露出阴损损的影子。

这些阴损的评论家们所不知道的是——

脊灰灭活疫苗的人体实验第一针,是顾方舟打给了自己的儿子。

1959年,为了做活疫苗的猴子实验,在昆明的山洞里创立了研究所和实验室。他带着7个工作人员,亲手建起来了整个研究所。

1959年底,新中国第一批减活疫苗在昆明研究所诞生。

顾方舟冒着瘫痪的风险,喝下了中国第一瓶脊灰减活疫苗。因为脊灰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,为了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,顾方舟把脊灰减活疫苗喂给了自己不足1岁的孩子……

为了扩大实验成果,7名研究人员的孩子陆续吃下了中国第一批脊灰减活疫苗,成为第一批的人体实验者。

大抵是因为神农尝百草的朴素医者文化,早已根植在中国医学人的骨血里。这批早期的中国医学研究者们,总能干出这种以身犯险的硬核之举。

除了顾方舟之外——

青蒿素的第一例人体实验,被青蒿素的发现者屠呦呦女士用于自己身上;

“衣原体之父”汤飞凡先生把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睛,从自己被感染的眼睛上提取到衣原体病毒;

50年代,为了研究鼠疫的传播规律,内蒙古鼠疫防治所包括刘纪在内的十余名科研工作者,主动让可能带有病菌的跳蚤叮咬;

80年代,为了青蒿素的临床试验,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包括李兴亮在内的数十名科研医护人员,主动感染疟疾……

这些人用血肉之躯,筑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道防疫长城。

正如基辛格所说,中国总是被最勇敢的少数人保护的很好。

脊灰疫苗的一期人体实验,在顾方舟及其同事们的孩子上全部获得成功。二期实验扩展到2000人,三期试验扩展到450万人,均全部成功。

1960年,中国脊灰疫苗研制成功。

因为早期的疫苗都是液体,必须冷冻保存,当时的中国偏远地区几乎没有冰箱,疫苗的运输和保存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
顾方舟创造性的将脊灰疫苗融入糖丸中。

对,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吃过的糖丸。

自1964年脊灰糖丸疫苗推广以来,中国脊灰发病率下降将近100倍,10万中国儿童免于致残。

2000年,顾方舟代表中国在WHO签下名字,宣告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。

顾方舟说,他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情。

为一大事来,做一大事去。

天下找一人,一人救天下。

国士无双,顾方舟。

04

过去百年,中国这片从苦难里走来的大地上,曾爆发过无数次的疫情。

从鼠疫、到血吸虫病、天花、麻风病、疟疾,再到近现代的脊灰、流脑、SARS,再到今日的新冠肺炎……

有天灾,亦有人祸。

我原本想把这些传染病写个遍,没想到才写了四种,就已经六千余字。

百年中国抗疫史,茫茫长河无所书。
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,我们会发现——

这场百年战争中,我们偶尔消灭它们,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它们放过了我们。

目前,我们基本消灭的传染病,比如鼠疫、疟疾、血吸虫病……大都是病菌或者寄生虫。甚至为了消灭这些病菌,我们亦耗费了漫长的时间。

1955年,我们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,但直至现在仍未彻底消灭;中国人基本控制或消灭鼠疫,耗费了将近110年的时间。

绝大多数的病毒,我们都无法消灭,比如SARS、HIV、埃博拉、H1N1……,有时候是它们放过了我们,有时候是我们和它们并存共生。

面对这些病毒,我们的手段并不多,爆发时只能依靠“隔离”。

SARS并没有被我们消灭,而是因为严格的隔离措施而消失的。

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,同样是“只要隔离做得好,就能解决99%的问题”。
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,我们会发现——

诸多疫情都根源于:人类对动物领域的侵占,对环境无止境的破坏,对自然的不敬畏。

埃博拉病毒,来自于猴子;鼠疫病毒,来自于捕杀旱獭;欧洲人把麻风传给了犰狳,400年后犰狳把麻风又还给了人类;03年的SARS,来自于蝙蝠;16年之后,蝙蝠再一次把冠状病毒还给人类…我们永远学不会和自然共处,学不会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,同样的错误永无止境的反复出现。人类四处征服,还得无数动植物灭绝。

大自然,显然不会青睐这样的人类。

或许,病毒就是一种来自自然的报复机制。
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,我们会发现——

既要相信人民战争的力量,又要对科学保持敬畏,向科研和医护工作者的躬身入局表达应有的尊重和敬意。

正如袁鸿昌教授所说,流行病的防治向来都是两个战场。

一个战场属于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;另一个战场属于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入局。隔离靠的是人民战争,防治靠的是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。

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情充满恐慌和畏惧,并对从天而降的救世英雄充满希望。一旦英雄拯救世界出现困难,我们就推到丰碑,怀疑未知,并快速倒向反智主义的浪潮中。

从1910年哈尔滨大街上的伍连德博士被辱骂,到1970年的李桓英医生被攻讦,再到八九十年代的顾方舟教授被构陷……

反智主义的阴影,时常在无知无畏的质疑中若隐若现。

当时代的尘埃落下时,我们应当向这些顶着巨大压力和质疑前行的勇士和更多的无名氏们,致以敬意,并说一声抱歉。

是他们,一肩担道,一肩担义,扛着疫情中的恐慌民众,砥砺前行。而不是,那些躲在屏幕之后的质疑者们。

说话永远不会犯错,只有干事才会。
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,我们会发现——要对这个世界保持乐观,并保有善意。

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战胜并消灭绝大多数病毒,但在抗击传染病的历史中,人类整体是占优势的,毕竟伤亡越来越少,不再出现类似鼠疫和天花这种动辄数十万,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。

我们不必过度恐慌,更不必用那种看似高高在上的语气说一句“我不那么乐观”,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。

我们还应该保有善意,不要让无辜且倒霉的患病者,因为歧视而徒增一种更为麻烦的身份。

类似麻风病村的这种存在,既然已经成为历史,就让它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,一定、一定、一定不要再有新的麻风病村出现。

我们只需要记住曾有那么一群病人,因为我们的歧视而与世隔绝。

这是人类的灾难,也是我们的灾难。

我们和传染病的战争从未结束。

但是,关山虽难越,我辈屡屡越。

这篇文章,我写了三天,查阅了无数资料,越写越悲凉。

新型冠状病毒从爆发以来的历历事件,都能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找到影子。诸如,对疫情的瞒报,与野生动物的相处,对无辜者的歧视,反智主义的浪潮……

难道,人类真的如此健忘?难道,人类真的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?

请收藏转发这篇8000的泣血长文,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切。我希望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能被铭记,我希望那些拯救我们于苦难之中的勇士和平凡人更能被铭记……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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